文/梁 枚 张志明
近年有醴陵人士撰文，说醴陵古安乡酿过北魏“贡酒”——“乌程酒”；而醴陵人士王泰诚撰《醴陵地名考》（下简称《考》文），说：乌程酒“不是产自醴陵的安城乡”。孰是孰非？
近来，我特意查阅了大量的古代史志和古诗词文，得知乌程酒的产地有如下几说：“一说在豫章康乐县（今江西省万载县），一说在吴兴郡湖州乌程县（今浙江湖州市）”（可见宋窦苹《酒谱》，石祥编著，华书局出版；网络）；西晋张协《七命》：“荆南乌程，豫北竹叶。”其下《昭明文选》疏注，援引南朝盛宏之《荆州记》说（以下简称《记》文）：“渌水豫章康乐县，其间乌程乡，有酒官，取水为酒，酒极醇美，与湘东酃湖酒，年常献之，世称酃渌酒。”豫章：郡名，汉置，郡治为江西南昌。康乐县：原晋人谢灵运承袭之封地，今为万载县。湘东：指衡阳县东的湘东郡，其郡乃三国时吴置，“晋因之”。酃湖：在湘东郡酃县，不是今酃县（炎陵县），今酃县宋嘉定四年是从原茶陵县分析出来的，取古“酃县”名。而酃湖酒，又叫“酃酒”“醽醁酒”“酃渌酒”。
醴陵有人士便根据《记》文和《七命》句等推断：醴陵古安城乡也酿过与湘东“酃酒”媲美的“国酒”——“乌程酒”(另说“酃渌酒”)。史志能如此证实吗？
为了弄清上述问题，需首先明了《记》文的正误取舍和“荆南”名酒产地的真伪。先说“荆南”。《辞典》注：荆南，指荆州以南，泛指南方。所以“贡酒”产地指向难以明断，虚泛不实。但按《酒谱》“乌程于九州属扬州”等句而言，似乎指在“湖州”一说为准。上古时代将中国分为九州，扬州是其中之一。它“包括长江下游的江苏、浙江、安徽等地”；若按唐方镇（至德元年，即公元757年）设置，其辖镜“相当于湖北石首、江陵以西和四川垫江、丰都以东的长江流域，及湖南洞庭湖以西的澧、沅之水一带”（《辞海》），可见不含醴陵。
次谈《记》文的正误取舍，并由此论说醴陵古安城乡酿过“乌程酒”或“酃渌酒”与否。《考》文认为：《记》文是讲《荆州记》（卷三）有关桂阳郡郴县的内容，且之前还有一句话：“桂阳郡，东界侠公山下渌溪，酒官常取此水为酒”。再是三国时的《水经》和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及《湖南通志》（下简称《经》文、《注》文和《通志》）都有类似记载：郴县渌水出自东侠（侯）公山，入耒水，谓“程乡溪”，郡治酒官，在山下酿成“程酒”，“献同酃也”。《考》文从而认为《记》文将醴陵“渌水”和郴县“渌水”相混了……可我近查网络有关文献记载说：“渌水出豫章康乐县，其间乌程县（本文笔者按：疑是‘乡’字），有井，官取水为酒，与湘东酃酒常献之”。这里言官取井水为酒，且无“世称酃渌酒”一句。网上还有关于“长沙郡有酃湖，取水为酒，极甘美”的记载，显然这里讲的是关于古酃县和醴陵的取渌水酿酒的事。酃湖位于湘东郡酃县，原属长沙郡，是三国时吴太平二年从长沙郡析出来的（将长沙郡分为衡阳、湘东两郡），晋、刘宋、齐“因之”，只是郡治有变：初为“酃县”，宋为“承阳”（见《读史方舆纪要》）。醴陵县设于东汉（析临湘县的醴陵乡而设），属“长沙郡”。醴陵渌水之南源（今有醴陵人士称“正源”）的确出自豫章康乐县（今江西省万载县）。陈桥驿译注，王东补注的《水经注》（下简称“陈注”，中华书局 2010年再版）：“漉水今称渌水，湘江支流，发源于江西省万载县，北流入湖南省浏阳县境，至株洲市渌口注入湘江，全长仅160公里”。陈立耀主编《渌水流韵》所述渌水正源、流域大体如此，只是流程里数稍异（后者为183.3公里）。
简而言之，《记》文和前述网络上有关醴陵渌水“南源”（或“正源”）的叙述是正确无误的。但后者写的是湘东桂阳郡的事。又据其它缘由，“其问数句似乎有待推敲，宜作适当修改，归之于桂阳郡郴县‘耒水’”。至于醴陵渌水可按“陈注”行文，置于长沙郡内相应方位。立此结论，主要有下补述理由：
一是“乌程酒”酿自“乌程县”（乡）。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吴地理志》等相当多的古史（志）记载：浙江省吴兴郡（今浙江省湖州）产美酒——“乌程酒”。相传该县之所以名“乌程”，是因为擅酿美酒的乌、程二姓（家）居此；另说北方程林避战乱，来到湖州“下菰”，利用霅溪水、夹岸的箭箬……酿成美酒献给始皇。始皇宠之。而程林只商不仕，头戴乌巾，故而其人名命之为“吴巾程林”，其酿的酒谓“乌程箬下酒”，“下菰”被命为“乌程县”。此二说虽异，但都没有离开吴兴郡。所见史志和不少古诗词写及的“乌程酒”的产地大都指湖州（下面将详细谈及）。说江西万载县产“乌程酒”仅见于《酒谱》新注和当今网络。其注和网络有关说法也许凭《记》文而言。“其间”康乐县或渌江流域有“乌程县（乡）”吗？若有，则酿成的美酒应该是“乌程酒”，而照《记》文“年常献之，世称酃渌酒”来判断似乎是“乌程酒”以外的另一种酒——“渌酒”。取衡阳县东的属湘东郡酃县的“酃湖”水酿成的美酒叫“酃酒”（也叫“酃湖酒”），那么取发源于康乐县的“渌水”而酿成的美酒自然叫“渌酒”，因为“年常献之”，故而“世称酃渌酒”。在这里，“酃渌酒”似乎是两种酒的共称。由此联想：《记》文是否记录有误？衡阳东湘东郡酃湖酿的“酃酒”“醽醁酒”“醽渌酒”：用深八尺、湛然绿色的湖水酿成的酒，酒味极醇美，又是绿色酒，故以称之，其中“醁”含酒色绿和酒醇美之意。（见《湘中记》、《清•一统志》、《湖南酒文化》）。 “世称酃渌酒”，是否网络集录者同笔者我一样发现原《记》文有误？如果事实如网络记忆，那末其美酒可称“乌程酒”，只是其酒是用井水酿成的，与一般所说用溪（渌）水酿酒不符。是有醴陵人士所说的另一种酒——“酃渌酒”吗？笔者前面已述及否定缘由。再是《考》文曰：“查《江西通志•食货志》记：《豫章志》云：‘今无佳酒’。《昭萍志略•食货志》物产中记：‘酒有二种，一曰烧酒……一曰水酒’”。醴陵古安城乡早已归属萍乡，由此引录可知醴陵安城乡未曾酿过“乌程酒”（或“酃渌酒”）；其乡属醴陵县时，名称一直未变，醴陵自东汉置县以来，虽然有“侯国”“县”“州”之变，但“醴陵”二字沿用无异。可见醴陵安城乡未曾酿过“乌程酒”。在这里顺便谈及：有醴陵人士说：“酃渌酒”，是醴陵美酒，其中“渌”字含有作者盛宏之深厚的渌水情怀。这话值得再三推敲:妥否？酒名，是酒家或酒家请人所命，《记》文所谓“酃渌酒”是“世称”，何来述录者之深情乎？
二是与“酃酒”一样“年常献之”的美酒，笔者所见的史籍，大都指的是“程酒”（“程乡酒”）。吴兴“乌程酒”秦时便成为“贡酒”。从清代吴伟业《赠申下司农青门六十》诗句“扁舟百斛乌程酒，散发江湖只醉眠”来看，这酒延续到了清代，在何时依然是贡酒呢？笔者暂未见到有史料予以明确记载。从《记》文来看，至南朝似乎还是“国酒”。但如果《豫章志》“今无佳酒”句无误，那么与“酃酒”“年常献之”的事就谈不上了。“酃酒”，于三国时便著名，东晋咸安元年初荐于太庙，独领魏晋南北朝300年的国酒风骚，有说其酿酒历史达三千年。《晋书•简文帝传》、瞿元良《中国酒典》、《湖南酒文化》都说“程酒”，为古代郴州贡酒……可追溯到西汉，至今酿酒历史超过两千年；而《酒谱》说“程乡有千日醉，饮之，至家而醉，昔尝置官酝于山下，名曰‘程酒’，同酃渌酒献焉”；前文提及的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也记录了“程酒”和“酃酒”“献焉”的史实。
三是有醴陵人士所援引的唐诗，不能证明醴陵古安城乡酿过“乌程酒”。唐•李贺和羊士谔的诗所涉及的乌程酒都产自浙江吴兴郡（今浙江湖州）。李贺《拂舞歌辞》第三、四句：“尊有乌程酒，劝君千万寿”。这首诗是讽刺宪宗求神仙服丹药的。“尊有”四句说：饮酒自娱比妄求神仙乱服丹药好多了。上录诗句下，《李贺诗集》（人民出版社）注疏者叶葱奇引用《郡国志》：“古有乌氏、程氏居此，能酿酒，故以名县”，说明吴兴郡乌程县命名之来由。
唐羊士谔《忆江南二首》其二：“曲水三春弄彩笔，樟亭八月又观涛。全罍几醉乌程酒，鹤舫闲吟把蟹螯。”其“几醉”的“乌程酒”，还是指酿于浙江湖州的“乌程酒”，其写到的事也是发生在汇有源自吴兴的桐溪水的浙江（钱塘江）东流于鉴湖口上的事。
此后历代不少诗词，如苏轼《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》之二，首联“但有尊中箬下，何须塞上西征”，元张宪《白苧舞词》“急管繁弦莫苦催，真珠剩买乌程酒”等，都是写的“箬下酒”，笔者至今还未见到有一首（阕）诗（词）是写豫章康乐县乌程乡和醴陵古安城乡什么“乌程酒”的。《湖南酒文化》记录了湘省如郴县、湘潭、汉寿、长沙、常德等县（市）的名酒史料，也辑录了相当多的古代写及美酒的诗词，涉及到了不少美酒。如酃酒、程酒、松醪酒、洞庭春酒、常德崔氏酒等名酒，但就是没有见到写醴陵、醴陵古安城乡所谓美（名）酒的一鳞半爪。
此番原因何在？一言之蔽之：根据至今所见史志诗文看来，醴陵、醴陵安城乡自古以来无名酒，更无可与“程酒”、“酃酒”和“乌程酒”媲美的堪领一朝酒风骚的“贡酒”。研究历史者应该平静、忠实地撰写历史。
（责任编辑：骆晓会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