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白 沙
沿湘赣边境蜿蜒的罗霄山脉北上，依次有桂阳（今汝城县）、桂东、酃县（今炎陵县）、茶陵、攸县、醴陵、浏阳、平江等县， 这一广袤的区域到处是崇山峻岭、茂林修竹。明末，“棚民”活动其间，至清代初年，人数逐渐增加。他们以种植苎麻、蓝靛、药材为业。清朝宰相张廷玉在他的《请定安辑棚民之法疏》中说：“有曰棚民者……，其间失业之徒，沿缘依附，什百成群，刈苎沤麻，倚为生计。其始无屋不栖，遂依崖傍麓，缚茅为棚以居，人咸目之曰棚民。”
张廷玉所称的“棚民”，其实就是客家人，客家民系是汉族八大民系之一。历史学家认为，在东晋永嘉之乱和西晋五胡乱华时，中原汉族南迁至粤赣闽三地交界处，与当地土著杂居，互通婚姻，经过上千年演化，到南宋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客家民系。此后，客家人又以梅州、汀州、赣州等地为中心，外迁到各省，有的甚至漂洋过海，迁居到台湾、南洋和世界各地。客家文化研究学者通常将客家人的大规模迁徙分为5次，而大规模迁徙到湘东地区当属第4次，即“西进运动”。其时，客家人因人口繁衍，生产资料贫乏，遂向川、桂、湘、台等地迁徙。
据《酃县志》（1994年版）记载，客家人迁徙到该县始于宋、元时期，明末、清初趋多，于康熙、乾隆之际形成高潮，一直延续到清末。其中“宋代迁入12支，元代迁入9支，明代迁入20支 ，清代迁入123支”。他们大多数从广东的梅县、兴宁、五华、乳源，或从福建的汀州、上杭、连成、武平等地迁入。同治年间统计，全县寄籍烟民10 108户，占总户数的58.8%，寄籍人口91 160，占总人口的77%。这些所谓寄籍烟民，绝大多数是客家人。
无独有偶，据汝城县民国期间统计，清以前氏族为97族，清前期从江西和广东迁入36族（其中广东30族、江西6族），清后期从广东迁入的仅仅只有2族。这里所说的“族”，与酃县的“支”同属一个概念，亦说明清前期移居的量比较大。在醴陵，间接有客家人迁居的记述，《醴陵市志》（1995版）的“大事记”载：“康熙十三年（1647），降清明将吴三桂反清，分兵住醴陵，建木城。由闽粤经江西来醴陵种麻棚民组织反清复明的麻棚军，配合吴三桂作战。”《攸县志》（同治版）记载： “迩来闽粤之民，侨居吴楚，自吉袁至楚南各邑县所在皆是。以为主户，而非土著，以为客户，则已无他涉。而其人又居山而不居泽，凿岗伐岭。”湘东北边一点的浏阳情况如何呢？《浏阳县志》（嘉庆版）载：“据嘉庆二十二年编查保甲册稿，土著烟民46 374户，大小男妇200 019丁口，寄藉烟民15 960户，大小男妇67 776丁口” 。
这些记述清楚表明，当时的客家人涌入湘东地区已是普遍现象了。那为什么清朝的初期，在湘东地区掀起一股客家的移民潮呢？
首先是湘东地区具有独特的山地，适合客家人的耕种习惯，为客家人迁入提供了先决条件。所谓“逢山必住客、无客不住山”，从客家人的分布地域可知，客家人居住的地方一般是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山区。客家民系本是在闽粤赣三省的边境山区形成，受自然条件的限制，他们习惯于垦殖山地。具有同样生产条件的地方自然是他们迁往的首选之地。
其次是湘东地区长期的战乱，使得人口凋敝，为客家人迁入提供了空间。《酃县志》（同治版）记载：“（顺治）六年贼（指金声恒）踞王镇，屠戳过半。八年复被粤寇十三营烹杀几尽……十一年大师恢剿，知县傅继说召集哀鸿，历年仅得老幼1200人，逐无留余，以待缺额”；“粤寇十三营万余号红巾，贼陷城，知县徐鼎臣、于琨先后死之”。以万余兵力战一个山区小县，知县死之，平民死之，可见惨烈的程度。邻近的桂东县、桂阳县情况大体与酃县类似，《桂东县志》（同治版）对桂东和桂阳两县有这样的描述：“顺治五年，江西南昌金声恒、王德仁猝变，自永宁入据酃县……余贼遁入桂阳、桂东，大肆杀掠。又有广东流贼王宗等聚众五千余人，裹红巾为号，入据桂阳县……饥贼杀人以食，屠割最惨，死亡过半。”茶陵县亦遭受“红巾军”铁蹄的践踏，只不过损失程度不及酃县、桂东而已。
醴陵“自崇祯十六年至顺治十一年，人民备受兵力、饥荒、厉疫诸劫，死亡过半，业荒无主”。康熙十三年（1674年）发生的“三藩之乱”，对浏阳、醴陵影响甚为严重。居住在浏阳的朱益吾率众多“棚民”与吴三桂军联合，以浏阳、醴陵、萍乡一带为中心，盘踞在此地达两年之久，直到康熙十六年，吴三桂被清军战败。这场拉锯战带来毁灭性的打击，战乱造成满目疮痍、人丁凋零、田地荒芜。此时，“招民垦荒，以充国赋”自然是县衙的重中之重。这样的环境，为客家人的迁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
平江县独善其身，明末清初的战火没有烧到这片土地上来。然而县境的东南有一大片没有利用的山地，土著对这些贫瘠的土地不屑一顾。于是，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，“伍士琪招广东、福建民于东南山区开垦，立名广福兴，编在第二十里，雍正七年入籍”。像平江县这样有计划招募、成建制屯垦、整体解决户籍，是湘东地区客家移民的一个特例。
第三个原因是“摊丁入亩”“和平安置”一系列政策的实施，为客家人的迁入扫清了障碍。朝廷税赋历朝历代均是按人头收取，康熙晚年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，这是税赋制度的一次改革，废除人头税，放松了对底层农民的人身控制。对于客家移民来说，意味着取得当地的户口变为可能。这项制度各地实施时间尽管稍有差异，但基本在雍正年间执行完毕。醴陵是“七年（雍正），以额征丁银九百八十七两九钱四厘零摊入田粮”的，攸县则是“雍正元年二年覆准各省地丁摊入地粮，至乾隆四年遂诏摊地丁银入田亩，永为列”。
由于明亡时客家人纠集勇壮，头裹红巾，响应郑成功、金声桓以图复明，从此便与朝廷结怨。康熙十三年，吴三桂据长沙， 朱益吾与之勾结，率客家人揭竿而起，取萍乡，攻宜春，惹得康熙大帝龙颜大怒。皇帝很生气，后果自然很严重，“棚民终康熙之世，不准编图立籍”，户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，“至雍正、乾隆间，始弛其禁”。倒是雍正宽宏大量，对待湘赣棚民采取了“和平安置”的办法，即不问造反之罪，凡是棚民都给予合法居民身分。至此，客家人才算取得合法的居住权。
大量的闽粤赣客家人移入湘东地区，带来了另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，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繁荣。客家人沿袭原住地的生产习惯，带来苎麻、蓝靛、番薯、玉米、油茶、药材等作物种子，推动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。如红薯（番薯）的种植，“番薯出西洋，闽粤人来此耕山者，携其泛海所得苗种之，日渐繁多，色黄味甘，食之疗饥，可以备荒。”“剪茎插土，稍施肥料，自然繁殖。根肥当粮，藤叶饲猪”。中国几千年以来，一直为粮食的问题纠结。红薯的推广，让千千万万的饥民得到实惠，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。油茶的引进与推广同样具有重大意义，据《攸县志》（同治版）记载：南山茶葩萼大，倍中州所产，结实如梨，大如拳，中有数核，如肥皂，子大，疑此油茶也。今攸东棚民栽种成林，树枝叶皆类山茶，秋末开白花，冬结实，次年霜降后收子，谓之木子，亦作木籽爆裂压油，利较桐油更薄”。 非常滑稽的是，志书将油茶归类于物产中的花属，排在山花之后，木芙蓉之前。一方面说明当时这些史官们还没有认识这一植物的本来用途，另一方面也说明，在客家人迁徙到这里以前，土著居民并没有种植油茶的传统。
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，客家人的迁徙也促进了工业的起步。比如“雍正七年（1729），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沩山（醴陵）发现瓷泥，租山开矿，招工传艺，创设瓷厂”。这仅是一个典型的例证。
客家人是一个充满颠沛流离、饱经风霜的苦难的代名词，客家人迁徙过程充满血泪和辛酸。一个移民潮对于一个区域来说，所带来的是一次冲击。移民与土著的融合，又会带来理念的更新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，许多传统被颠覆。无论站在哪个角度来评价清初湘东地区的客家移民潮，其意义无疑是积极的。
（责任编辑：骆晓会）